健康险这半年：2公司规模保费折腰

就司法解释的监督而言，有学者曾建议建立司法解释前置审查程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即将出台的司法解释提前进行合法性审查，不仅有助于监督防范司法机关对法律进行违法、越位解释，而且便于及时发现和掌握法律修订的需求动态，把那些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确需修订的法律条文及时列入国家立法修订计划。

(23)也有学者持相反态度，认为价格是市场配置的产物，应当具有自主性，不应受规范，故电子商务法第35条所规定的搜索结果不应包含价格。(一)当前价格违法行为行政罚款设定的不足 本文课题组通过对当前价格违法行为行政罚款的设定及执法实践展开广泛调研，发现在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中，行政罚款在设定方式、数额标准、罚款裁量等方面存在不足，已经制约了行政处罚目的的实现。

(21) 新业态中的价格违法行为，或可归入现有规范，或与现有规范存在龃龉。此外应该适当放宽罚款设定方式的组合，避免过度依赖单一的罚款设定方式。作者简介： 研究团队负责人为余凌云教授，团队成员包括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施立栋、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纳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赵丽君、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师黄琳、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郑琳、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晴、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张涛，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谢明睿、王正鑫、郑志行、郑晓军和硕士研究生王源、黄味等 内容提要：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缺陷，因此需要政府对价格进行干预。为了确保价格法设定的行政处罚得以有效实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随后于1999年通过了《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下文又称585号令)。第四，不以具备结果为必要。

第二，行业协会商会利用行政权力或行业影响力牟利。清华大学法学院受市场监管总局委托，以余凌云教授为负责人，承接585号令修订研究课题项目，以放管服改革作为重要的政策背景，旨在深入评估和总结585号令的实施效果，分析585号令的实践困境，吸收信用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等市场监管机制的经验，对585号令进行完善。(14)司法解释具有明显不适当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

在此意义上，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在人权保障中具有重要的宪法地位与作用。为实现司法解释的目的所规定的手段对宪法保护的权利或法益作出了限制，且与司法解释的目的之间不具有合理的联结关系，或者明显不必要。从备案审查实践来看，这就必然会导致强合法性审查与弱合宪性审查的格局，导致价值错位与制度功能差异。另一方面，法律应规定，当法院诉讼终结后，当事人就案件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提起的备案审查具有溯及力，并赋予当事人在此种情况下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权利。

其次，分析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人权保障的实践及其存在的制度问题。从关于备案审查制度的立法来看，尽管立法法第100条和《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41条至第44条都旨在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被审查主体之间的沟通协商的内部审查机制来解决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不一致问题，促使被审查主体履行人权保障的义务，然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的实践来看，并没有使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修改或废止相关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及时回应。

(31)参见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9条的规定，拘传仅适用于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被告，没有其他适用对象。所谓合宪性审查，是指有权的特定主体依据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对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的制度。从当代中国来说，一方面，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效力的根本法，要求确立以宪法为依据的统一的法治秩序，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与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38)更多的学者则倾向于在坚持维护法制统一的同时，强调人权保障的功能。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印发〈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通知》(法发[2005]18号)，其第14条明确要求：改革和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进一步提高司法解释的质量……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解释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的制度。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的人权保障实践分析 (一)司法解释备案审查的人权保障实践 自司法解释被纳入我国备案审查的范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展开了对司法解释的审查工作。再如，2015年，法制工作委员会依据职权对报送备案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发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有关拘传原告和被执行人的规定与法律不一致，存在侵犯人身自由权的情形。

专项审查事实上也就是主动审查，通常是结合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落实常委会工作重点，对事关重大改革和政策调整、涉及法律重要修改、关系公众切身利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等方面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具体而言，其第104条除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应当针对受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文，并受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的限制外，还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13)尽管立法法并未就司法解释是否合宪进行明确规定，而是把司法解释限制为符合法律的目的、原则与原意，但司法解释并不能避免合宪性审查。就司法解释的报送和接收、审查工作的分工负责、被动审查和主动审查、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司法解释的纠正程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11) (3)发展阶段(2015年至今)。原因在于，法制统一本身实为人权保障的客观法要求，而人权保障则旨在通过法治化的制度机制提供公民个人主观权利的救济与实现。当我国通过修法的方式确立了案件当事人的审查请求权时，不仅完善了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制度机制，而且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备案审查提供了动力来源，客观上推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有效地行使审查权，维护法制的统一。依据宪法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近年来出现了较多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八二宪法则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核心，确立了统一分层的立法体制，形成了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等不同等级效力法律文件组成的法律体系，建立了相应的宪法监督制度基本框架，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宪法依据和制度前提。

(40)参见前引(34)，梁洪霞文。尤其是，在脱离具体个案的情形下，备案审查机构往往很难认定该司法解释存在与上位法不一致的情形，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的对法规、司法解释的审查建议，由法制工作委员会接收、登记，并就该审查建议进行研究，决定是否启动审查程序。这些司法解释是否抵触上位法抑或侵犯权利，一般来说，是难以直接从字面或逻辑上就能判断出来的。

这一时期主要是随着我国备案审查制度逐步得到确立，对司法解释的监督也开始纳入最高权力机关的议程，为此后正式确立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提供了基础。例如，有的学者把这一历史发展划分为初创时期(1979-1999)、转折时期(2000-2003)、奠基时期(2004-2012)以及勃兴时期(2013年至今)。

(13)参见前引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书，第111-112页。在基本意义上，这种备案审查二元机制并不仅仅在于，通过赋予公民基于诉讼个案中的审查要求权而激活我国的备案审查机制，为我国维护法制统一的备案审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更在于它是宪法所确立的人权保障的要求，为诉讼中的个人提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案件所适用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权利保障渠道。⑧参见梁鹰：《备案审查制度若干问题探讨》，载《地方立法研究》2019年第6期。此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委员长会议于2019年12月16日正式通过了《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进一步明确、细化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的基本程序、标准以及反馈等各个方面的规定，推动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⑨参见黄圆胜：《央地关系视角下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实践及其功能定位——兼论新时代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28)参见郑磊、赵计义：《备案审查制度基本功能的语词展开——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以及备案审查年度报告的梳理》，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5期。

(39) 后者的分析无疑更具有合理性。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该法第五章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第31条至第33条专门就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问题进行了规定。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结果出来以后，案件所在法院再重新开始审理。

唯有当最高人民法院并不认为该司法解释存在合法、合宪性问题时，才须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结合该条第1款来看，尽管该解释把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的必须到庭的被告，明确为负有赡养、抚育、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从而使第2款对原告的拘传限缩为有关赡养、抚育、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情形，但并不能使对原告的拘传合法化，仍然维持了此前2015年司法解释侵犯人身自由权的做法。②参见王庆廷：《新兴权利渐进入法的路径探析》，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

此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能够对那些经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后发现违法或违宪的司法解释予以撤销，或重新作出法律解释，致使那些违法侵害民众权利的司法解释继续存在，可能损及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33) 最后，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与法院诉讼相衔接的机制而言，针对潘洪斌就案件审判所适用的地方性法规提起审查建议后被修改却无法为其本人的权利提供救济这一现实，有学者认为，一方面，我国应根据立法法和监督法的相关规定，建立起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审查要求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提出审查建议的双重补充机制，使法院在诉讼中发现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和法律时，能够中止诉讼，层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向有权机关提起备案审查，或在其被否决后直接向有权机关提起备案审查，等待审查结果再恢复诉讼。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审查机构是法制工作委员会，而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每一个内设机构、工作班子则同时是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班子。内容提要：司法解释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保障人权的基本方式，备案审查则是监督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解释的基本机制。

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具体则由全国人大的专门机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来承担合宪性审查工作。因此，当案件当事人提出审查要求时，所在法院理应中止审理，并通过司法系统中既存在的案件请示制度报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查。